1953年夏天，罗荣桓既担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又是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由于长时间辛苦工作，他只好暂停手里的军队改革事务，去北戴河疗养院休养。
虽然北京正热火朝天地规划着国家建设的大方向，但这些对罗荣桓来说，都像是窗外的风景，跟他没啥关系，这让他心里挺着急的。
还好，彭老总那天抽空来看望他，让他得以稍微了解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但出人意料的是，尽管彭德怀在百忙之中还关心着他的病情，罗荣桓却突然生了气。
甚至，说到激动的时候，竟然直接在彭德怀面前严厉地指责他：简直是越老越糊涂了。
究竟是什么事儿，让罗荣桓这么兴奋？为啥他会对来看望自己的彭德怀发那么大脾气呢？
【苏联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
1949年6月，毛主席在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里，代表中国共产党说，新中国会坚定地站在苏联这一边，实行“一边倒”的外交。从那以后，苏联共产党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好老师”，这个影响体现在新中国管理国家的很多方面，也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上。
早在1949年8月，多亏了刘亚楼等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努力，苏联伸出援手，帮新中国建起了6所航空学校，还派来了878名苏联专家，并且卖给了我们400多架各种飞机，全力支持我们中国创建自己的空军。
过了两个月，有84名苏联海军专家来到了沈阳，他们由克洛契柯夫带队，目的是为了让大连海军学校的教学和训练内容更加完善。
之后，为了把总参谋部建设得更好，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请来了尼哥尔斯基担任顾问。同时，负责总政治部和总干部工作的罗荣桓，也请了几位苏联顾问来帮忙指导。
可以说，在建国刚开始那会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项工作里到处都是苏联顾问的身影。
据说，那时候苏联派到中国的顾问大约有1000人，他们待的时间有长有短，短的几个月，长的能达到四五年。这些人大部分在中国的政府部门和学校工作，其中空军和海军里的苏联顾问数量最多。
不过，对那时候的好多中共干部来讲，“洋顾问”的到来说不定并不是啥好事。
1950年11月，中央准备建立陆军大学那会儿，刘伯承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那时候，周恩来特地去找刘伯承商量陆军大学的建设，跟他说，毛主席已经请了一批苏联专家来帮忙。
一听到这话，刘伯承立刻就想到了红军那时候，共产国际派过来的那些军事专家。
所以，刘伯承就婉转地和周恩来商量，想让中央把苏联人的叫法换一下，把顾问改成专家。
刘伯承解释说：“顾问嘛，就是帮我们解答问题的，没有专家那么自由自在。”
换句话说，顾问说话咱们得注意点分寸，而专家说话就没那么多拐弯抹角了。
专家常给的那些建议，听听也行，不听也罢，但顾问的意见要是不采纳，那肯定会影响到“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
其实，刘伯承把当时中方将领和苏联顾问之间那种复杂又微妙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
就连总司令彭德怀也没能躲过这一劫。
【不可取的“一长制”】
1952年4月12日，彭德怀因为生病从国外回来，在北京医院用了“王校长”这个假名做了手术。他头上长了个脂肪瘤，而这都是因为朝鲜那边的战争形势太紧张了，这位打过很多仗的老将军也不得不回来治疗。
还好，他的病不怎么严重，出院后，他就在中南海永福堂，那是中央办公厅给他安排的地方休息。就在这时，中央商量起了彭德怀从朝鲜回国后该怎么安排工作。
政治局开会商量后，决定再次让彭德怀担任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
这是他自1947年第一次不当领导后，又一次回到了指挥中心。
对彭老总而言，早在1937年红军变成八路军那会儿，他心里就不想再继续带兵打仗了。
总参谋部的工作是出了名的忙碌。
之前担任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刚上任没多久就生病了。接替他的粟裕将军，原本身体就不好，接手后病情更是加重了。就连临时负责这个职位的聂荣臻，也因为工作太累，晕倒过一次。
很明显，能当上总参谋长的人，不光军事能力要强，更重要的是得有个好身体。
彭德怀虽然上了年纪，但身体硬朗得很，所以，他只好再次担起这份军事重任。
不过，这时候的彭德怀碰上的是中国军队改革的新时期，五十年代的中国军事圈子里，苏联顾问到处都是，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影响有好有坏。
从好的方面讲，有了苏联顾问的帮忙，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了许多。
这让解放军不再只有陆军，现在我们也有了完备的海军和空军力量。
在组织架构上，它给我军树立了个好榜样，推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朝着正规化方向前进。
不过，有好就有坏，“一长制”就是个例子。
“一长制”其实就是苏联企业采用的一种管理制度，就是让一个领导来负责整个企业。
说白了，就是一个企业里头只有一个大老板，他管着整个公司的所有工作安排。
这个制度的好处就是权力统一，能让企业更快地做决定，省去很多商量的时间，管理起来也更方便，能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说白了，这种做法的坏处也很明显。权力太集中，领导人的作用就变得特别大，万一搞砸了，那可就全完了。
50年代，苏联军队一直采用“一个头儿说了算”的方式，不再设政治委员，各级军队都只设一个领导来管理。
所以，很多苏联顾问来到中国后，多次跟彭德怀说，想让中国军队也采用这种由一个领导负责的制度。
1953年上半年，经过苏联顾问的一再建议，彭德怀开始对这个制度有了兴趣。
所以，当他把这事儿告诉正在疗养的罗荣桓时，罗荣桓特别激动，说他怎么这么不清醒。
【罗荣桓的反对，原因很简单】
罗荣桓是我军政治工作的老专家，他非常清楚政治指导员和教导员在部队里有多重要。
所以，当彭德怀提议实行“一长制”的时候，他马上就说，这是因为有些人觉得政治工作已经没用了，政委也没那么重要，才想着要推行这个“一长制”。
可要是真动手干，那井冈山时期传承下来的政治工作老规矩，可能就没了。
罗荣桓心里犯嘀咕，主要是担心咱们军队的建设问题。
以前，政委制度是从“三湾改编”演变过来的。这是秋收起义没成功后，毛主席从教训里琢磨出来的一个关键办法。在连队里建立党支部，这样既保证了党对军队的完全指挥，也打破了以前军阀时期官兵之间那种简单的雇佣关系。
让部队和党紧紧抱成一团，这样才有了一支有信仰、有决心，怎么都打不散、打不败的钢铁部队。
我们党实行的“双领导制”和“单一领导制”之间最明显的不同，最初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队伍里体现出来的。
党代表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国民党的黄埔军校。那时候，为了跟中国以前的军校有所不同，他们就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
黄埔军校刚开始的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但要说政治工作做得最好、名气最大的主任，那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了。
大革命那会儿，叶挺独立团的党代表制度搞得最好。
这支两千多人的队伍里，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这些人按营组建了党小组，他们心怀崇高的革命理想，对团部领导的指示坚决执行。在党性和军纪的双重约束下，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成为了一支表现极为出色的勇猛部队。
跟那时候的军阀队伍比起来，可真是大不一样，差别老大了。
他们没啥信仰，也没啥大志向，把打仗当成是给自己捞好处的地盘争夺战，老百姓都把他们看成是混日子的坏兵。说到蒋介石自己的部队，那更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坏处显现无遗。
那时候，他们俩一合计，彭德怀觉得自己确实是有点太急躁了，这事他看得很重，所以马上决定先回去琢磨琢磨，把之前的建议改一改。
最后，彭德怀在会上建议大家还是维持政委制度不变。
结果证明，罗荣桓的政治预判一点没错。
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苏联顾问对中国提出了一堆不合情理的要求。
到了1960年7月份，苏联那边突然把专家都撤走了，于是毛主席就决定，要靠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国家，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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