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名白崇禧。
文/白先勇
父亲白崇禧将军半生戎马。十八岁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参加“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北上武汉声援武昌起义；三十五岁率领第四集团军，一马当先，直驱北京城，推倒北洋政府，最后完成北伐。抗日战争八年，父亲出任副总参谋长，重要战争，无役不与：“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武汉保卫战”“桂柳会战”……
广州，作为近代中国的革命摇篮，见证了辛亥革命的风云变幻。在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一度称帝，北洋军阀的夺权争斗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建立政府，筹备北伐大业。1923年，我的父亲在广州有幸拜会了孙中山先生。父亲曾积极参与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深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等著作的启迪，毅然投身革命事业。那次在广州与孙中山先生的会见，给予父亲巨大的精神鼓舞，从此他一生都坚定不移地信仰并践行三民主义。
1926年，北伐军势如破竹，蒋中正总司令热切邀请父亲担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这标志着父亲军事生涯中的首个重要职位。彼时，北洋军阀割据一方，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其中孙传芳、吴佩孚的势力尤为强大。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洗礼，使得革命新思潮在中国大地蓬勃发展，民众对国民革命军寄予厚望。凭借这股强大的民意支持，革命军以少胜多，势如破竹，从广州一路攻克难关，直至山海关。
在北伐战争年代，我父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在诸多重要战役中，几乎无役不至，其卓越的战略指挥才能得以充分展现。特别是在1927年的“龙潭战役”中，此战关乎北伐的成败。当时正值“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国民革命军内部动荡不安，孙传芳率领的大军反扑，对南京构成严重威胁，形势岌岌可危。我父临危受命，率蒋中正的嫡系第一军，在南部城郊的龙潭与孙传芳部展开决战。经过六昼夜的激战，他夜以继日，不眠不休，最终将孙军彻底击溃。行政院长谭延闿在南京设宴款待在龙潭战役中立下战功的将领们，特书一联赠予我父，以表彰其卓越贡献。
指挥能事回天地
学语小儿知姓名
北伐战争临近尾声之际，我父被委以重任，担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四集团军，挺进北方。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我父领兵迅猛挺进京城，受到了北京各界的热烈欢迎，荣膺成为史上首位由华南领兵进京的将领。当时，我父正值三十五岁，英姿焕发，站在了他戎马生涯的巅峰。
继此之后，父亲率领部队抵达滦河，着手整理张宗昌与褚玉璞的余部；东北张学良顺应时势，毅然易帜，最终助力北伐事业圆满完成。
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蒋介石号召全国抗日，父亲首先响应。八月四日父亲第一个飞南京。北伐十年后父亲再度到南京，这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族入侵生死存亡的一刻。父亲被任为副总参谋长，负责规划抗日战略之重任，展开八年烽火连天、肝脑涂地、中国人民死亡三千万人的惨烈战争。父亲抵达南京第二天，日本报纸头条登出：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英勇奋战，却牺牲了十五万战士，面对日军强大的炮火优势，最终不得不撤退。随着日军逼近南京，蒋介石召集了南京保卫会议。在会上，父亲以及国军的高级将领，如李宗仁等人，均主张放弃南京，将其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他们认为，国军新败之余，无法及时整军补充，南京又无险可守，防守形势极为困难。然而，蒋介石并未采纳这一建议，他坚信南京作为国府的首都，绝不能放弃。唐生智主动请缨，自愿守卫南京城，父亲则陪同他巡视了周围的防御工事。那日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父亲看到唐生智身体羸弱，面色苍白，尽管如此，他还是代替唐生智攀爬上山，亲自察看情况。日军攻破城池，唐生智弃城逃跑，日军随后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三十万军民惨遭杀害。南京这座千年古城的居民，遭受了史上最为残酷的灾难——“南京大屠杀”。
1938年，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随即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父亲受命代理李宗仁的职务，领导第五战区部队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持续近五个月的激战——武汉保卫战。该战役过程跌宕起伏，双方损失惨重，但成功地争取了宝贵时间，使得国民政府得以有条不紊地迁往陪都重庆。
1944年，抗战进入尾声，这一年尤为艰难。日军进攻广西，我父亲肩负起指挥桂柳会战的职责，全力捍卫桂林。广西子弟兵誓死保卫家园，战斗异常惨烈而英勇，然而，他们的军力与人数与日军相比，差距悬殊，牺牲尤为惨重。师长阚维雍以身殉国，八百余守军最终退守七星岩，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日军施放毒气并纵火焚烧，八百余官兵全部为国捐躯，他们成为了广西版的“八百壮士”，桂林最终沦陷。
全家族及亲友共八十余人，在母亲的带领下，搭乘最后一趟火车撤离桂林。当时，桂林城内战火纷飞，犹如一片燃烧的海洋。这场灾难成为桂林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所遭受的最严重劫难，整座城市几乎在火光中化为灰烬。
1945年，抗战的硝烟终于散去，历经十六年的战火洗礼，父亲重返故土，回到了北京。在那年的十月十日，他以抗日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尊贵身份，代表中央政府出席了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的日军受降典礼。典礼由孙连仲将军主持，整个北京城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自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及其人民饱受日军的践踏与折磨，经过八年的艰苦抗争，终见曙光。那一天，父亲与全城民众一同分享了胜利的喜悦，共同沉浸在狂欢的海洋中。
历经八年的艰苦斗争，终将日寇驱逐出境，使首都重回南京。
在我父亲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中，尤其是在北京、武汉以及东北的长春等几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城市，他在国家兴衰的关键时刻，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我沿着父亲的足迹，穿梭于这些历史遗迹遍布的古城之间，遥想当年父亲为守护国家安宁，征战四方、驰骋沙场的艰辛历程，不禁心生敬畏，为他的英勇事迹感到无比自豪。
【赏析】
在《我的父亲叫白崇禧》这篇散文中，白先勇以儿子的视角，以克制而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一位历史人物的生动形象。该文不仅超越了家族记忆的简单记录，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在文中，个人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叙事张力。
白先勇运用编年史式的线性叙事手法，将笔触从父亲白崇禧十八岁时投身辛亥革命学生军，一路铺展至抗战胜利后作为中央代表出席北京日军受降典礼的辉煌时刻。他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里程碑，构筑起父亲波澜壮阔的戎马生涯。这种看似简洁的结构，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它巧妙地将个人的生命历程与民族的历史进程相互交织，让读者在领略一位军事将领生平的同时，亦得以回顾我国从辛亥革命到抗战胜利所经历的艰辛历程。文中诸如“三十五岁率领第四集团军”、“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等精确的时间节点，为叙述注入了历史文献般的确凿与真实感。
白先勇在史料选取上，显现出卓越的叙事造诣。他的笔触聚焦于几处关键的历史场景：龙潭战役那长达六昼夜的激烈交锋、南京保卫战中的决策历程，以及桂林沦陷之际的家族逃难。这些场景犹如历史长卷中璀璨夺目的篇章，不仅彰显了白崇禧的军事才华，也深刻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深刻影响。尤其在对南京保卫战的描述中，白先勇巧妙地运用“天气寒冷落雪”这一细节以及唐生智“病容满面”的形象，将历史决策的沉重与人物内心的脆弱巧妙结合，成功避免了英雄主义叙事的肤浅化。
在撰写关于父亲的文章中，白先勇巧妙地把握着一种细腻的平衡。他一边以客观而冷静的笔触，一一列举父亲的军事辉煌；一边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深沉的亲情与崇敬之情。这种情感并非直接抒发，而是巧妙地蕴藏于细节的筛选与场景的勾勒之中。比如，他描绘北伐胜利后，年方三十五岁的父亲“英姿飒爽”，或是全家携手跟随父亲攀登中山陵三百级石阶的情景，均透露出一种含蓄而有力的情感流露。最为感人之处，莫过于文章的结尾部分，白先勇沿着父亲的足迹前行，“遥想父亲当年的英勇”，心中油然而生“肃然起敬”与“无上的骄傲”，将个人记忆升华至对历史的深刻思考。
本文之独到之处，在于其不仅承载了家族的历史记忆，亦融入了国家的集体记忆。白先勇以其父亲的人生轨迹为线索，生动描绘了近代中国知识界与军界在民族危难之际所展现出的担当与勇气。白崇禧对三民主义的忠诚信仰，以及对孙中山先生遗志的坚定追随，映射出那个时代部分精英的理想追求。文章中对于南京大屠杀、桂林八百壮士英勇殉国等惨烈战事的记载，更赋予了个人的叙述以民族共同记忆的深刻内涵。
在当下历史叙述日趋多元的背景下，白先勇的这篇作品向我们昭示，个人的记忆与家族的故事同样构成了我们认识历史的关键途径。它既非官方史书的宏伟叙述，亦非纯文学创作的虚构想象，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独特存在，以真实的个人经历为基石，运用文学手法作为桥梁，为读者展现了一条理解历史的全新路径。当白先勇描绘“整座城毁之一炬”的画面时，这不仅是他亲历家族逃难时的直观目睹，更是我们民族创伤记忆的一部分。
本作不仅超越了亲情层面的父子关系，更上升为对一代人命运抉择的深度剖析。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个体如何面对时代的挑战？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个人应如何权衡家国责任与个人安危？作者白先勇并未提供直接的答案，而是以父亲的一生为线索，引导读者进行自我反思。这种包容性的叙述方式，让《我的父亲叫白崇禧》不仅成为一部家族往事的回忆录，更是一部深入探讨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精妙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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